“我没疯。我这么做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”
胡榘呆着脸，慢慢地道：“当年丞相诛韩以消除祸变，其于国本不为无助。但丞相也因此而极度提防意外，遂专用左右亲信之人。用人愈亲，天下的读书人愈容易归咎于丞相，丞相不堪其咎，难免将亲信屏逐而去之，而亲信愈少，其用愈专。”
“比如我胡某人，算是丞相的亲信了吧？我的祖父、父亲，当年因为力主抗金而遭贬谪，是史相公的尊亲在丞相任上赦免了他们，而使我胡家重见光明。后来我在在监庆元府比较务、摄象山县的任上，与正在家中读书的史相颇有往来，结下了善缘，又因为我祖、我父都力主抗金，所以在丞相身边，一向负责与应纯之、李珏等江淮主战之人联系。”
“结果北方局势变得太快，史相没法在北面捞到好处，也就对应纯之和李珏等人失去了兴趣。他让我做福州知州，要我监管北人渗透，其实真正的目的，是要我坐镇福建，利用那一大批支持应纯之和李珏的福建士子，在福州路抵制北人的商贾或船队。”
“结果，我刚要启程，应纯之死了，李珏成了个光杆的制置使，淮东的局势也变了。于是丞相再也没有与北方对抗的意思。莫说李珏和他的乡党，就连我这个主战派的后人，也被他投闲置散，皆因我一露面，行在朝野就有人回想起淮东的归属，那局面太尴尬了。为了避免尴尬，我当然就只有不露面。”
“一转眼，两年过去了。你们这些留在史相身边的人，钱捞着了，官位升了，权柄愈发重了。还有如章良能之流，本不在丞相的亲近人里，就因为撒钱厉害，你们拼命的替他说好话，眼看着回朝之后少不了由御史中丞而参政知政事！”
“我呢？还有被扔到四川去做制置使的聂子述呢？”
“这两年，三年，四年，一步慢了，步步都要慢！”
“我胡榘胡仲方，凭什么要吃这样的亏？”
“我动用一些特殊的手段，在海上生一点事，然后就能以此为由，去向史相爷要求钱粮物资的支撑。然后在福建编练水师，为大宋夺取海上的利益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“我身边也有亲朋故旧，我在福建，也要拉拢人。这些人也想去海上生发，难道我能拦着他们，不替他们想办法吗？”
宣缯忍不住拍了桌子：“让你当几年知州，就很委屈吗?你煽动海寇生事，导致我们损失了多少船？多少人？多少钱财？这些损失，你一百年也赚不回来！你算过这笔账吗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吃的是谁的饭，又砸得是谁的碗？”
“你急什么？损失的船只里，就有你宣缯的是吧！是不是在围头被劫的那艘运香料的？你这是广营产业与民争利！你这么说话，当我不敢弹劾你吗？”
两人的嗓音都提高了，忽然又都叹气。
都是读圣贤书的人，何至于此？张口闭口都是好处，都是钱，不要脸的吗？
归根到底，大宋立国两百年，每年的收益大致是恒定的，在大宋这池塘里嬉戏的士大夫，数量也大致是恒定的。
既然这两项恒定，士大夫们彼此争竟一般也能勉强维持体面。除了极少时候，比如史相上台前的暗杀和政变，池塘里的鱼儿总得优雅游动，讲究游鱼之乐。
可是，随着海贸骤然兴盛，多达数百万贯的经济利益涌现，而事关海上的政治利益也在渐渐明朗。随之而来的，则是许多本该稳定不移的东西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