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景祐元年开科取士，到今年已经四年，不能再拖下去。五月赵祯下诏来年开科，六月又下诏同时开武举，文武科举正式同时进行。
武举唐朝就有，并出了一位郭子仪，出将入相，名留青史。入宋之后特别是真宗朝之后，也一直有人提要重开武举。不过这次真正让赵祯下决心，还是因为徐平的建议，通过武举，为新近入京的宣威军挑选僚佐，开始不同的编制。
这个年代的武举虽然也试弓马武艺，但却不是主要内容，最重要的跟进士科一样是策论，还有兵法。从考试内容就看得出来，最适合这些武进士的职位是军队僚佐，直接当统兵官实际上是不合适的。但尴尬的是三衙禁军中并没有僚佐的职位，这些武进士便无所适从。所以历史上北宋武举开开停停，武进士很多也改了文官。
到了南宋，三衙体制实际上是继承的边军经略司禁军，原来的三衙禁军事实上被废掉了。经略司禁军一直是有僚佐官员的，虽然也不完备，好歹有编制在那里。所以南宋的武状元一律入三衙做僚佐官员，制度上有了他们的位置，武举便坚持下来，也出了一些人才。
大规模的军队作战，个人的勇武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，最重要的还是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，统兵官的选择标准显然不应该是比打架。很多名将之所以能打，是因为他们是从最底层升起来的，在底层的时候特别重要。能打就能多立军功，就能在士兵中建立威望，从而可以比别人快得多地升上去，比如狄青，比如岳飞。但组织和指挥能力，一直缺乏有效的选拔机制，只能在战争中挑选合适的人才。这便形成一个循环，和平时间一久，军队的战力便就飞速下降，非要打上个十年八年，优秀的人才才能成长起来。但打十年八年，整个国家也支撑不住了，这些成长起来的人才又没有了用武之地。
武举实际上是一个合适的补充，本来是挑选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的，含金量有多少且不去说，总之有这么一机制。只是军队的制度不配套，武举也就只能成为点缀了。
京城原有的三衙禁军显然不怎么欢迎邕州来的宣威军，为了避免冲突，他们被安排在了偏远的卫州门外。军营建好后，选张亢为副都指挥使，景泰为都虞侯。
张亢和景泰都是进士出身，因为知兵而以文改武，共同的背景是都在西北待过。张亢天圣后期曾任镇戎军通判，景泰则刚刚从庆州通判卸任，都是此时的主战派。
这是徐平带出来的军队，赵祯让他参与新军的编练，几个月后安定下来再放手。本来赵祯是想让李璋到军里当个都虞侯的，被徐平顶回去了。两人是姻亲，理应回避，等到徐平不管了赵祯怎么折腾都可以，现在这样做岂不是给人把柄。
卫州城外的军营里，桑怿带着两位新来的副手，引着徐平参观。
邕州老兵见到当年的老长官，一起欢呼，让徐平仿佛回到了邕州的峥嵘岁月。
看过军营，桑怿领着徐平到军械库里，指着刚刚送来的刀枪道：“禁军果然不是地方厢军可比的，器甲精良，是我们在邕州的时候想也不敢想的。”
徐平笑着点了点头：“那是自然，朝廷每年收的钱粮，可是近半都花在了这里。”
回京已经有四五年时间了，徐平又一直管着三司，军械早已经换了一遍。有炼钢的技术，当然就要用到刀枪上来。现在禁军的兵器，都是一水的好钢打造，不是以前可比。
工业能力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确实可以突飞猛进，但问题现在条件不具备，想一下子大炼钢铁遍地工厂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徐平对此心知肚明，现在是培养条件的时候，大发展怎么也得到几十年之后了，只要留下种子，一切顺其自然就好。
以现在的装备水平，宋军打党项，甚至打契丹都没有任何问题，打不过不是装备的问题，没必要在这上面多花精力。
徐平在军械上做的，一是把粗制滥造的军器全部换过，包括刀枪全用好钢，大规模地储备箭镞，二是扩大广备攻城作，制做各种小钢炮。再一个，便是努力改革马政，争取有足够多的畜力。群牧监现在一年能出两千匹合格的战马，而且还年年上升，再有十年八年的功夫，便就不怎么依赖从西北市马了。
最重要的其实不是群牧监的战马，而是大量不能做战马，但能够当役畜的马、驴、骡等等。西北打仗，机动能力事关生死，重甲大炮并不是第一选择，能够借助役畜快速机动的兵力才是最合适的。真正结阵打硬仗，现在的宋军也不怵党项和契丹，每次宋军失败也不是这个原因。灵活性和机动性，才是宋军现最缺乏的。
徐平一直想让朝廷废除禁宰耕牛的禁令，最起码把牛肉限价的政策取消，把牛分为役牛和菜牛，菜牛就是用来吃的。这个建议直接挑战了这个年代的重农底线，一提出来就被朝野上下集体攻击，只好算了。有了菜牛，牛肉的价格上去，养牛便就有利可图，群牧监和牛羊司就能够大量养殖。有了大量供宰杀的牛，便就有了足够制造弓弩的原料，可以大大加强军队的实力。这个年代，两军对阵威胁最大的还是弓弩。有了弓弩，小钢炮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，不然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军那东西作用实在有限得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