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们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拿到手里的利益，而为了这些利益到底花了多少成本，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。徐平一再提起做事的成本，还每次掉起都让朝臣觉得惊奇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地方正税之外，支移、折变、和买、科配，甚至里正衙前这些重役，实际上都是正税成本的一部分。而让百姓谈之色变的，正是这些科买杂捐。
在座的大臣，都曾经做过州县的亲民官，徐平一说清楚，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只有赵祯还是惊奇无比，不断掂量着徐平说的，连连惊叹。
徐平道：“陛下，刚才说的是收钱所费的本钱，其实花钱的本钱也同样惊人。”
赵祯奇道：“收钱经过了无数人的手，本钱大我想得明白，花钱又要什么本钱？”
徐平看了一眼枢密使张士逊，道：“就以花在沿边各州的军费为例，比如朝廷支出了一百万贯买粮，若以开封府上色精米一贯一石计，则需有一百万石。实际上到了战时，便以真庙时陕西用兵为例，精米五贯尚买不到一贯。若再算上太平时，陕西米价只有开封府的一半，则一石米有四贯多是买卖的本钱。用兵之时，军费花在哪里可想而知了。”
张士逊沉声道：“谏议此话虽然不错，但却是无奈之举。战时万物腾贵，米价自然远贵于常时。大军不可一日乏食，多花一些钱，也是值得的。”
“枢相话虽然不错，但每次用兵，朝廷为了银钱用度，殚精竭虑，不可谓不用心。但最后还是会因为花费太巨，不得不息兵求和，这样总不是办法。最近三司查历年账籍，发现真庙对陕西用兵，边地收军粮到了五贯一石，还不是上色米，而当时开封府的粮价还是跟往年一样，仍然是精米一贯一石。若以军粮一百万石算，则就白白浪费了四百多万贯的钱，边地军卒吃的还不是好米。四百多万贯，如果由桥道司组织人向那里运，哪怕是从江南两浙收籴，运费也断然花不了如此之多。这样算来，沿边各路花钱，本钱就太高了。”
张士逊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只是本朝军粮运送收籴，自有成例，不好更改。”
现在朝廷的财政收入是有保证的，西北打起仗来，也不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困难。然而徐平最怕的，就是不管朝廷投了多少钱进去，最终却转化不成前线将士的战力。最后就是钱花了，事却没办成。到了这一步，战争就成了无底洞，不想求和也得和了。
粮食是最显眼的大宗战略物资，效率也低下到了这个程度，其他的战争物资可想而知了。打仗就是打钱粮，这话是没错，但钱粮总得用到该用的地方。
禁军没有后勤组织，这是军制决定的。到了战时，会临时设立随军转运使，所依靠的后勤体系实际上是地方州县的原有行政体系。越是在人口稠密的内地，这组织体系越是有效，越是在地广人稀的边地，越是捉襟见肘，而打出国境，则就无所适从了。不管是西北还是河北，作战高度依靠商人运送后勤，不这样做还有什么办法呢？
商人随军贩运物资，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，完全依靠他们，那有多少钱也不够他们赚的。而且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，推高货物的价格，他们会一直保持前线物资紧缺的状态。打仗最终的结果，就是肥了一大批随军商人，把国库掏空，不得不停战。停战之后官僚觉得窝囊，再杀一批商人泄愤。下次开战，同样的故事再重演一遍。
徐平实在怕西北跟党项打起来后，出现同样的情况。他管不了禁军，但却可以让三司把到陕西的物流体系弄顺畅。战事一起，保证有源源不断的战争物资运到关中，至于最后怎么到前线去，就是各路帅臣的事情了。
见张士逊沉默不语，赵祯道：“若是如徐平所说，钱大多花在了无用处，着实可虑。枢密院当想出办法来，怎么向边地运送钱物，费的最少。”
张士逊道：“陛下所言极是，不过办法却少。以前也试过用厢军向陕西运粮，算下来比雇商人运粮所费还多，最好就只能如此了。”
徐平道：“枢相所说，当是以前算的用厢军运茶所费，加上制船的钱，路上沉船浪费掉的，诸般种种，不如雇商人运茶。不过，这算的是太平时的费用，一到了战时，可就不是这样的价格了。厢军运粮运茶，不管是战时还是太平时，都是花那些钱，商人却会坐地起价，越是朝廷催要的急，他们要的价越高。”
“商人求利，自然如此。不过仗不是年年打，太平时候不需要运那么多粮，难道白白养着那么多兵？而如果征用民夫，则就不如从商人那里买了。”
张士逊说的，又碰触到了军制的另一点，那就是不管禁军厢军，都是有进无出。打起仗来要增兵，这增的兵却不会在仗打完了之后退役，而是从此吃一辈子军粮。这种情况下养专业的运粮军队自然不合算，积年累月下来，为了缩减军队员额，非战斗人员基本就全部裁掉了。官员并不是傻子，他们的决策是跟军事制度相配合的。
徐平看看张士逊，又看看赵祯，看了看周围的几位宰执大臣，沉声道：“说来说去，战事起时用兵之处甚多，不得不增兵。如果不增兵，则诸事不便，所费糜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