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他的严格教导下，足以给学生们参加科举考试指一条明路。像当时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一样，王先生还深谙、推崇宋明理学，他经常满含感情地向学生们讲述当地先辈名儒刘宗周的故事。
刘宗周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恩师，人评其刚毅正直，因不满明奸魏忠贤乱政，回家乡绍兴创办书院讲学，影响很大，世称“蕺山老人”。后清兵攻陷浙江，刘宗周坚决不做清朝的官，绝食二十三天而死。
为表对刘宗周学问人品的钦仰，王懋修特把自己的书房取名“仰蕺山书房”。他在平日里常给学生们讲刘宗周的事迹，以之为士子的典范。
有时，他也给弟子们讲清初反清志士吕留良、曾静的故事。吕留良(1629—1683)也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学者，明亡后，他散家财以结志士，图谋复明。事败后，誓不事清，居家开馆授徒，后削发为僧，始终保持士人的气节。曾静(1679—1736)晚生于吕留良半个世纪，因读吕留良遗著，感其义节，秘密组织反清，事泄被清廷捕杀，清廷还将吕留良“剖棺戳尸”，这成为清代的一件大案。
身为弟子的蔡元培，听了王懋修先生慷慨悲绝的讲述，感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忠君报国的情愫，被一种孤高人格所感染。后来他自谓“二十岁以前，最崇拜宋儒”，显然是受王懋修的影响。
其实，这也是中式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。
在中国的古代士人那里，学问、文章和道德、人品是不能分割的，本就是一体，正所谓“言传而身教”。为人师表、以身作则，用人格的熏陶来教育后生，本就是中国传统教育里的一大组成部分。这种潜移默化式的教育，往往影响学子的一生。
这一点，我们从少年蔡元培的一些作为中就能看得出来。
“孝子贤孙”这个词在今天的人们看来，似乎总有点儿贬义的意思在里面，用来形容那种愚忠和愚孝的人。这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，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式、颠覆式的洗礼。在传统社会里，“孝子贤孙”这个词是一个十足的褒义词，蔡元培本人是这样的一个典范。
蔡元培的叔父辈大多经商，但他有一个六叔父，也是一个读书取仕的知识分子。在传统的中国大家庭里，叔父宛然若父。蔡元培幼时的读书启蒙也亏得这位叔父，长大后离家远游的科考历程也多是由六叔陪同。
蔡元培少年时候在叔父的指导下接触了不少古代的史书和其他名著，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班固的《汉书》，宋代王应麟的《困学纪闻》，清代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、俞正燮的《癸巳类稿》与《癸巳存稿》、朱骏声的《说文通训定声》等。这个已经相当于是拓展知识面、扩展了。这种家教式的教育方式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里也很常见，古代的教育制度不像现代教育这样，有着分数和文凭的要求以及细化的分科，所以，初中级的教育功能完全可以在有文化氛围的家庭中实现。
六叔父既是长辈又是老师，蔡元培对他很恭敬。这位六叔有抽鸦片的嗜好，有一天夜里，他与蔡元培一边聊天谈学问，一边抽着鸦片烟，不知不觉在烟榻上睡着了。蔡元培侍立在旁，并不敢稍懈，直等叔父一觉睡醒后，发现蔡元培还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，连忙叫他回去，蔡元培这才退了出去。这种奉敬师长的感情，完全是发自蔡元培内心的，也就如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“程门立雪”。
尊师重教，这本就是一个出类拔萃之人应该具有的品质。
但是，现在的人们恐怕很难知道，科举是一条何等艰难的路。能走通的，不是百里挑一，而是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。
所谓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，其家人也将因此而时来运转。但是，对大多数人，是没有这种幸运的，有的很可能是个人的一生及其家庭的不幸。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如果读书把人读成为废人，岂不可悲！
而另一方面，古代的学问大家，很多却是科举的失败者。
除了作弊，能在科举之路得尝所愿，书肯定是读得好的，但决非是书读得好就能高中，很重要的还需靠运气。
蔡元培运气还是不错的，只是，并非一帆风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