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罗佩金的指责，北京国务院发电，竭力否认。
唐继尧也有电指摘北京政府处理四川问题不公。他说他和罗佩金、刘存厚两人都是士官老同学，又曾共事多年，但是“公谊所在，不能偏徇私见”。他认为北京政府如此处置，“国家法纪何在？政府威信何在？长作战之风，开凌上之渐”。并声言他准备出兵昭通，作为在川滇军的后援。
不论罗佩金在四川功罪如何，也不论罗、戴、刘之间的是非，但罗有一点是很可贵的，就是竭力阻止滇军糜烂四川。
当时滇军上下都认为刘存厚和川军迫人太甚，滇军受侮太重，因此战意旺盛，罗佩金极力压制。滇军中主战最激烈的团长李植生，竟因奉命不许出战而举枪自杀。
滇军退出成都后，仍驻扎四川最富足的几个县份，如资中、简阳、荣威、富顺、自流井、泸州、宜宾等地。
民国六年五月一日，戴戡宣布就任代理四川督军，同时以会办军务署参谋长张承礼任副官长，蒋方震为参谋长，杜步云为军需课长。戴一身兼四川督军、会办军务、省长三重任。
他深知四川局面的严重性，以黔军和川军、滇军相比，实力最弱，自己因缘时会，有如履薄冰之感。
他不是四川本地人，面临的难题同样是如何让本地人接纳。这是很难的，需要大海一样的胸怀，需要大智慧。而即使有这样的素质，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达成的。
戴戡在护国战争中，和唐继尧等滇军将领关系尚可，和滇军方面的关系没有大问题，也不是主要矛盾，眼前最紧要的应该是处好和刘存厚的关系。
据说，还在“川、滇”战争之际，戴戡曾与刘存厚暗中约定，待罗佩金下台后即把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。但罗佩金出走后，戴戡手握督军、省长、军务会办三颗印信，无意让出会办。
刘存厚要求戴戡履约，戴却以罗尚在查办期间，俟中央查明以后当再履约为词，故意推卸。刘甚为不满。
如果戴戡能把军务会办的位置交给刘存厚，尽管不能解决全部问题，应该至少不会很快丢掉性命。但是，戴戡没有。
罗佩金去，戴戡代理川督，对于四川人来说，他们期望的川人治川的目的仍没有达到。于是用对付罗的手段来对付戴，仇滇军的情绪化为仇黔军。
四月三十日，四川省议会通电指摘戴戡“假中立之名，阴谋取利”。提出以岑春煊继任四川督军。
五月九日滇军退驻简阳，川军完全撤出城外，戴戡正式就任代理督军。城内警察恢复站岗，黔军清除成都城内的军事设施，市民情绪趋于安定。
不过，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未遵照命令卸职北上，川、滇两军也仍旧在省城外好多地区时打时停。
刘存厚不久又回到成都，在城外设置军司令部，把以前对付罗佩金那一套来对付戴戡。这样一来，川、黔两军又爆发了战火，成都人民又一次陷入严重的战争灾难之中。
川、黔军开火是七月五日夜半三时开始的，这时正值张勋在北京搞复辟政变，张勋的伪谕中任命刘存厚为“四川巡抚”。
黎元洪已经躲到日本使馆避难，段祺瑞在组织讨逆军，当然没有人管四川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