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世凯既然宣称筹安会“可视为学人研究，倘不致扰害社会，自无干涉之必要”，“根据言论自由之原则，政府无从干涉”。那反对筹安会的主张，政府当然也同样“无从干涉”。
毕竟是民国初建，那是个难得的思想活跃时期，无论赞成共和还是反对共和，无论赞成恢复帝制，还是反对恢复帝制，都可以发声，都可以见诸于报端。
在筹安会鼓吹反对共和，复辟帝制时，也有大量的声音和文章对其进行抵制和驳斥。
汪凤瀛有一封《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》，曾传诵一时。
汪凤瀛，字志澄，号荃台，出生苏州元和汪氏家族，父亲为汪亮钧。
早年曾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，师从大儒黄以周。
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被选为乙酉科拔贡。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随哥哥汪凤藻一同出使日本。
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回国，以知府分发湖北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起，出任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总文案。
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起又任洋务文案。他还曾任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（武汉大学前身）、湖北农务学堂提调。此后又担任过常德知府、武昌知府及长沙知府。
他与兄弟汪凤池、汪凤藻、汪凤梁皆为清末知府，时有“一家四知府”之称。
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请他出任政府高等顾问。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任高等文官甄别委员会委员。
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。
现将汪凤瀛的《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》，摘录如下
“读报载，我公发起筹安会，宣言以鉴于欧美共和国之易致扰乱，又念中国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，深知共和政体，断不适用于中国，因发起斯会，期与国中贤达，共筹所以长治久安之策，并进而研究帝制之在我国，是否适用于今时，是否有利而无害。
“宏谋远虑，卓越恒情，令人钦仰不已。然就目前事势论之，断不可于国体再事更张，以动摇国脉，其理至显，敢为执事缕晰陈之自上年改订新《约法》，采用总统制，已将无限主权，尽奉诸大总统，凡旧《约法》足以掣大总统之肘，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条款，悉数刬除，不得稍留抵触之余地；是中国今日共和二字，仅存国体之虚名，实际固已极端用开明之例矣。
“夫谓共和之不宜于中国者，以政体言也，今之新《约法》，总统有广漠无垠之统治权，虽世界各国君主立宪之政体，罕与伦比，谭欧化者岂无矫枉过正之嫌？顾自此制实行后，中央之威信日彰，政治之进行较利，财政渐归统一，各省皆极其服从，循而行之，苟无特别外患，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。
“兹贵会讨论之结果，将仍采用新《约法》之开明乎？则今大总统已厉行之，天下并无非难，何必君主？如虑总统之权过重，欲更设内阁以对国会，使元首不负责任乎？则有法国之先例在，亦何必君主？然则今之汲汲然主张君主立宪，而以共和为危险者，特一继承问题而已。
“顾新《约法》已定总统任期为十年，且得连任，今大总统之得为终身总统，已无疑义，而继任之总统，又用尧荐舜、舜荐禹之成例，由今大总统荐贤自代，自必妙选人才，允孚物望；藏名石室，则倾轧无所施，发表临时，则运动所不及，国会选举，只限此三人，则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绝。
“法良意美，举凡共和国元首更迭频繁，选举纷扰之弊，已一扫而空，尚何危险之足云？若犹虑此三数人之易启竞争，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，抑知竞争与否，乃道德之关系，非法制之关系，苟无道德，法制何足以闲之？窃恐家族之竞争，为祸尤甚于选举。